2012年8月,歐盟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總額高達200億美元的反傾銷調查。這是中國新能源產業迄今為止遭遇的zui強烈沖擊。中國是杜邦除美國外zui大的市場,杜邦又是光伏領域zui主要的技術提供商之一,市場如此強烈的波動不可能不在杜邦內部產生漣漪。
正是在這時,杜邦中國研究院院長繆國華召開了一次會議商討對策。這種時刻,戰略問題總是可以輕易在管理層和科學家之間達成一致:杜邦已經有的熒光材料保證光電轉化效率,那么zui大的挑戰就來自光伏組件成本,因此降低成本就是科學家未來努力的*方向。
“管理者的作用其實已經到此為止,與zui終解決方案有關的問題從這時起都要交給科學家,”在接受采訪時,繆國華說,“你不能指望客戶下單購買滿足原產品99%指標的新產品,但只有科學家才能告訴我們,如何制造出價更廉物更美的新產品。至于我這樣人的職責,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承擔瑣碎工作,把科學家從中解放出來;二是搭建平臺,促進科學家之間、科學家與客戶、行業專家之間的交流,這樣既可以明確需求,幫助科學家找到創新方向,也可以推動杜邦與各界之間的‘協力創新’。”
從工業經濟過渡到知識經濟之所以艱難,是因為人們必須完成觀念轉變,人們需要看到制造機器的工廠和孵化創意的實驗室之間存在的那些不同:工廠需要人和機器結合,因此它需要成熟的運轉機制和的職業人,但研發中心需要科學家基于共同愿景開展合作,需要管理層轉型為服務人員,支持科學家的工作,尊重科學的企業文化才是研發中心的根基。
傳統管理者的問題在于,喜歡掌控世界和量化一切。但科學家不是機器,他們大多天資過人,冗長的會議和繁瑣的溝通對他們而言無異于浪費生命;創新也不是只要接通電源就能噴薄而出的工業產品,自由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更切近創造的源泉,管理者必須適應角色的轉變。
繆國華無疑深諳此道,他習慣性地躲在實驗室外觀察研究進展。杜邦的科學家很快就找到了方向,他們希望用工程塑料取代金屬作為光伏面板的邊框,這樣不但可以降低成本,還可以降低光伏組件的重量和安裝難度。設想一切都好,問題是技術研發需要很長時間。
“催化劑”來自大洋彼岸,中國的科學家發現,杜邦多年前曾進行過類似研究,只是zui終沒能取得成功。但要取得這些塵封已久的技術,中國研究院需要與美國溝通建立合作機制,科學家無意承擔類似的瑣碎工作,曾在美國工作十余年的繆國華成了合適的替代人選。
“我知道從哪里獲得相關技術資料,也知道怎樣說服美國同事與中國同事進行必要的交流,”繆國華說,“創新路上zui糟糕的事情就是有想法但無處溝通。我們要讓美國同事知道,他們的技術能通過與中國的合作發揮更大價值,也要讓本土同事能在已有基礎上繼續專心工作。在研發中心,永遠的主題就是讓科學家發揮作用,承擔中間的瑣事就是管理層的價值。”
溝通的成果顯而易見。隨著美國同事參與項目研究,杜邦中國研究院真的把光伏組件從工業制品變成了可以隨意搭建的積木。更重要的是,這項研究讓工程塑料的商業前景變得更加廣闊,它甚至可能在更廣闊的領域代替鋼鐵。
“想想用工程塑料制造汽車所節約的成本,就可以更清晰地估算出這項技術的價值,”繆國華說,“所以20年后,也許我們會更加強烈地感覺到這是一項偉大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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